南妮：喜剧的上海就在侬身边——读马尚龙新著《上海欢言》

(资料图)

“从1958年开始走向社会的85万妇女，热火朝天一阵子后，有一些重新回归家庭，她们既承受不了每天上下班的节奏，更看不下去自己孩子的邋里邋遢。”这篇《“紫丁香”绽放在1958年》的文章中提到的“紫丁香”，是紫药水点在孩子生癞痢的脑袋上，“用毕加索的夸张变形手法来描绘，那就是头顶上的紫丁香了。”套用马尚龙另一本书的书名《为什么是上海？》问：为什么是1958年？浮夸年代的热浪，被炎夏弄苦的爹娘，群体性出生的小癞痢……1958年，喜剧的精神就已经在上海的弄堂里奔腾。原来上海人一直有把历史的局限演绎成戏剧，把人生的困境拿来一笑的本事。《上海欢言》是上海可爱的故事书，也是上海珍贵的民俗学，喜剧的上海，是马尚龙的描摹，也是马尚龙的创见。

物资匮乏年代的流行语，如果与“食”有关，那是太正常了。“我不是吃素的。”“隔夜饭也要呕出来了。”“人参吃饱了。”“污搞百叶结。”“吃过洋面包。”“奶油包头，奶油小生。”——遥想图景，会心而笑，那些“食言”之下的“欢言”，它们透出多少时代文化的特征与城市习俗的犀利。作家妙笔勾勒的，是漫画般的叠影。上海，不大见迂腐的书生与狂飙的诗人，即使是历史性物资的匮乏，即使匮乏的是民以食为天的食，上海人还是在笃悠悠地自嘲，也以自嘲的勇气在嘲人。于是，大街小巷流行的俗语闪现着可观可喜的娱乐气氛。马尚龙认为，上海人有着自嘲精神，所以不怕嘲笑他人。“因为所有的杀伤都是有强烈年代感的自嘲。”喜剧精神来自于骨子里的刚强。

《亭子间春光秋色》一辑，“亭子间”上海文化的解读流光溢彩。马尚龙说：“逼仄的空间，挤迫式的天地，粗陋的表情，嘈杂与骚动……恰恰是缔造了最有画面感最有戏剧冲突的舞台。”外在需要文明，内在保护隐私。“石库门天生就是一个表演喜剧的舞台。所有石库门题材的影视剧，通常是轻喜剧风格。”要对生活有着怎样的热爱，要对自己有着怎样的信心，这个城市的人才能勇于表现：所有的窘迫里都有欢乐。笑是智慧，是力量，是创造，也是生命的诗意。《弄堂喜酒弄堂婚》，因为穷，因为“饭店重新开放喜宴是在1973年”。弄堂婚礼的酒水，摆在隔壁邻居家里。石库门喜酒最大的亮点是：新郎新娘“近亲结婚”概率很高。可能新郎家住弄堂的这一头，新娘家住弄堂的另一头。但是租的婚车出租车，是“要到热闹的地方兜一圈，又回到弄堂口，新郎新娘走进弄堂，算是乘过婚车了。”马氏冷噱，有着感人诗意。《夜饭连着夜报》里，一家之主的父亲，从下班回家到吃饭，吃好晚饭，“在老位置上坐下来，一张夜报，一杯茶，一支烟。”长幼有序，饭桌规矩，物质与精神双重享受。“螺蛳壳里做道场。”——尊、理、乐、美。它们都是上海人的道场。

以《现代汉语》一书闻名的汉语语法学家、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胡裕树教授是马尚龙的偶像。《上海欢言》与马尚龙系列上海题材的散文集一样，体现着他冷隽风趣、幽默恣肆的语言风格。修辞仿佛是终极目的，修辞本身产生灵感。上海应该是马尚龙最忠诚的修辞课。分寸、路数、市井，他的书是最文学的上海学，是最上海的风俗论。

马尚龙的《“沪版”老实人》一文曾经被无数读者点赞。他认为“上海是老实人的盛产之地。因为在老实人头顶之上，有老领导，有老法师，他们是上海公序良俗的隐形护卫者。老实人则是与他们组成三者合一的方阵。”“上海的老实人，是信任社会承诺的人；是服从社会安排的人；是接受环境生存的人；是律己高于律人的人；是追求人生格局的人；是习惯于有社会规则社会秩序的人；是将诚信定格为血型、将体谅当作责任的人。”

上海的老实人正是上海喜剧精神的缔造者。无论歌咏还是反讽，上海人心中的神诗意而遥远，他们通常以否定来表达肯定，以满不在乎表达深情。老实人免不了有些腼腆。腼腆可以是戏眼，琐细能滋生笑意。博士毕业的新上海人，千万不能低看上海街头的老克勒无名大叔。从沧桑的岁月中走来，上海人抓住生活的每一点材料自娱也娱人，他们永不沉沦。美国现代美学家苏珊·朗格说：“正像说话是一种精神活动的顶点一样，笑是感情活动的顶点——感觉到的生命力浪潮的顶点。一种突然的优越感，需要这样一种生命情感的‘升腾’。”上海有欢言，上海才发展。喜剧的上海，马尚龙虽然没有为上海作新的冠名，但是《上海欢言》真正将我们鼓舞了。“那个年代的欢趣值高得不可思议。”（《上海欢言》自序）那么，上海人的笑，应该是蒙娜丽莎永恒之笑。(南妮)